这个时候,孙商人的便宜儿子在亲爹的指示下,频频向名义上的爹示好、安慰。
在为人处世上, 可比上一个便宜儿子高杆了不少,但这份高情商, 在孙商人看来, 就更是面目可憎了。
兄弟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互信基础也彻底崩塌,无疑给了更多人可乘之机。
要知道,在此之前,孙县长的很多财路,都是通过孙商人获得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干净的。
这一点, 杨金穗也曾将杨大金他们打听到的东西,写到了《恨也依依,爱也凄凄》的书里面。
而随着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宣扬, 小说里的反派人物, 和现实中的人物微妙地被绑定在了一起。
当然了,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竟然是信的人更多一些。
因为自古以来, 文人想骂朝中的衮衮诸公,用的都是这套方法。清明时期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如今呢,一个官场中群魔乱舞的时代。
好在,此时的媒体人,也是真的很有理想抱负了,尤其是背后不倚靠什么外邦势力、也不是官府喉舌的时政报刊,那真是踩着钢丝跳舞的程度。
哪个主编没被叫过去喝喝茶甚至是干脆下次狱,那都不算坐稳了主编的位置,不能让手下的记者编辑们信服。
《国民时报》就是这样一家报纸。
自孙县长的名声之臭开始向外传播以来,《国民时报》就派了几个很机灵的、很会挖掘新闻的记者前往冀州。
他们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为了采集新闻经常游走在市井之间,很快就在小小的县城交友广阔,并成功和孙商人搭上了关系。
他们堂兄弟之间的隔阂越深,孙商人口中的抱怨、牢骚,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越多。
其实,小小的一县之长的贪腐问题,本不该引起太大重视,因为这种官员太多了,抓不完,甚至很多时候拿到证据也不足以影响他们的仕途。
真正引起《国民时报》注意的,是杨金穗、在小说里写到的,孙县长私下里贩卖本国劳工到海外的事。
这事一向被有识之士深恶痛绝,从朴素的爱国情的方面来讲,本国百姓被贩卖出国,无异于是种耻辱,虽然自近代以来,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但并不代表这是对的。
从国家体制而言,自清廷被废,相应的贩卖人口的合法性也一应被废除了,最起码明面上是这样,官员权贵家中依然有以全家为单位做仆人的情况,但那不是卖身契,而是雇佣关系。
因此,父母官做出带头贩卖人口的事,实在是不符合政体所倡导的理念。
从利益角度来看,被贩卖的劳工以身体健康的、正当壮年的男性为主,这是如今最主要的劳动力,也是军队的主要兵力来源,把这样的百姓贩卖出去,和资敌有什么区别?
杨金穗写这点的时候,就知道这是真的,而记者们想要探查的,也是这事的真假。
而且他们探查的很顺利,除了孙商人及他身边的人隐约透露出来的,还有一方势力在暗中引导他们发现证据。
记者们隐有所感,因为他们在探查一些新闻的时候,也偶尔会收到这样的暗中帮助。
他们知道,这世上,有人和他们立场不同、身份不同、目的不同,但有一致的荡清寰宇的目标,那就不必深究,共行过这段路就够了。
在这样的多方协作下,记者们成功拿到了孙县长的绝大多数罪证,以及当地大小家族联名写的举报信,匿名投递给了省监察使署。
此时对官员的论罪,也分两种,程度轻一些的,则是行政惩戒,程度更重的,则是刑事追诉。
孙县长明面上的一些问题,原本也只是达到行政惩戒的程度。
而这种程度的违纪,在此时的大环境下,完全可以通过贿赂上官来免除,甚至如孙县长预想的那样,调离此地,换个不起眼的地方继续做官。
但钱袋子堂弟没跟上步伐,又有记者暗中调查,对上没有打点到位,对下又民怨纷纷,省监察使署很快就派了专员前来调查。
确认线索无误后,孙县长便被撤了职,且被判定为终身不得再担任公职。
到了此时,孙商人因儿子的失踪而产生的怨恨也终于为现实让路了。
他开始担心堂兄倒台后自己的下场了。
担心也没有用了,撤职结果一公布,原本因畏惧孙家权势而对孙商人百般忍让的商户们,也开始走他走过的路,用钱游说县里其他官员对孙商人的诸多商业行为严设关卡。
其实即使他们不游说,这些官员无论是为了表明和原上官划清界限,还是为了吃下孙商人手里的财富和商路,都是不会放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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