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刻严厉的公民权条例将会排斥英殖民侨生及其他华人的权力。
要求英国殖民部设立皇家委员会负责审查检讨联合邦的有关条款等。
其时作为华人主要社团的平章会馆站在主张脱离联合邦运动的前列。
1948年12月1日，平章会馆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脱离议题，会长邱善佑在致词中说：“坡中经验生意，失去许多便利，民中常有不满意之表示，即本坡政府行政，亦需商请联邦上峰，得其同意方得实行。参政司之权且受限制，不比从前之方便。”
同时，其他的与会代表亦从历史的角度阐明槟城与联合邦各州在政制、经济、文化、宗教与风俗上也大相径庭，主张对脱离联合邦运动予以热烈的支持，以期恢复原来海峡殖民地的地位。
在分离运动中，槟城主要华人社团的表现和心态与其说是维护槟城广大华人族群的利益，还不如说基本上是以保障槟州英籍民及侨生的政治地位为逻辑主线，反映了他们在时代政治的浪潮冲击下的反应与要求。
当时槟城侨领的心态和行动逻辑是－－部分华人领袖之坚决不渝投入运动的洪流中，主要乃系取决于他们本身的政治、经济与教育背景，充当急先锋角色者多为海峡殖民地侨生。
他们通过槟华社会内部组织之权力分配连锁模式，各自在中华总商会、英籍华人公会以及其他社团里争取维护槟州自由港地位和土生公民权原则之保障。
在这里，槟城分离运动中出现的华人社会分化问题。
可以说，1948年的槟华社会已经明显地出现华人分化现象了。
战后马来人的独立运动很厉害，但华人不是很热心，特别是像大多数的土生华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有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方式。
跟华夏家乡的联系又中断了，也不知道那些远亲是死是活，反正大家多数是希望成为马来亚人，。
那时槟城的华人基本上有三种倾向：
有钱的华人和侨领希望移民英国，做英国公民，但人数很少，毕竟英国那边的要求很严格。
一般的华人希望留下来，做本地的公民，尤其是土生的华人，但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特殊性，或者说，至少跟英国殖民时期一样，那时大家都是英籍公民。
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华人，主要是新移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大约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来到槟城，希望返回华夏。
槟城跟其他两个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新加坡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华人多数是土生华人，近的是第二、三代的，远的到了六、七代的，而且都是语言相通的福建人居多，
那时，从华夏来的新客多数到新加坡、马六甲，或者马来亚其他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吉隆坡等地。
到槟城来的多数是投亲靠友的，有一定的根基。
那时的报纸整天刊登这样的文章，说投票要槟城独立，但大家兴趣不大，因为国家（指英国殖民政府）肯定不同意的，再说槟城这么小，独立后怎么发展。
还有，就是根本没有人来管我们了，华夏太远还要转移财产，我们回不去。
英国迟早要退出去的。
算来算去，还不如留下来，安安心心做自己的生意，到哪里还不是活。
可见，在当时的槟华社会中，以土生华人和华侨上层主导的华人社团希望槟城脱离马来亚联合邦，而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则希望随遇而安，归化为本地公民。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华侨日渐高涨的社群主义思想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何谓社群主义？从其最初的源头来看，这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导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把社群界定为达到某种共同的善的目的而组成的关系或团体。
一般地说，社群主义者把社群看作是一个拥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
因此，在社群主义的眼中，社群不仅仅是指一群人，而是一个整体，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成员，都拥有一种成员资格。
社群主义存在的根源就是任何个人都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群之中，而且不能自由选择所处的社群，或者说，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之中，同时，社群也是构成个人自我认同的要素。
社群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在于调整个人、自我、社群及其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社群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权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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