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就是卖蚕的,一条条不断蠕动在桑叶的海洋中,贪婪地发出“咔吃咔吃”的声音,一毛钱一条,选好了给你拿张四分之一的报纸卷个圆锥形的筒子,底部塞一把桑叶,再把蚕扔进去,捧着就回家了。小贩很聪明,他们主要赚的不是卖蚕的钱,一毛钱一条能赚多少?他们主要靠卖桑叶,比起小黄鸡,蚕要好养的多,你只要不主动把它身子掐成两半儿,只要给它们桑叶,有多少给你吃多少,食量大得惊人,长得也快。看着自己养的东西一天天成长,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总会让你返回小贩那里再买几斤桑叶预备着,心里惴惴不安地幻想着有一天早上醒来就看见自己养的蚕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正绕着自己家的桌子翩翩起舞呢。能不能把蚕养到吐丝是判断一个小学生是不是废柴的标准之一,还没吐丝就把蚕养死的,自己也就感觉生无可恋了。养到吐丝的,更累,蚕可不会和人一样懂得规律作息,它们不断地啃食着桑叶,经常得半夜起来给它们“加餐”。连着几个夜晚,折腾不说,第二天上课也没精神,多半就此被家里人拼命阻止,那些蚕不是被送出去“祸害”其他邻居就是扔掉了。
非流动性的小卖部只有一家,出了校门往左拐,不到五米。里面的小玩意儿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爬墙人”,有粘性,一个十厘米来高的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小人,往墙上或者玻璃上一扔,自己就能黏在上面。大小各异的水枪,买一把灌上水就能在巷子里来场水枪大战。根据不同动画片制成的“洋画儿”,有变形金刚的,七龙珠的。一到放学时间,里面就被韵文中学的学生“占领”的水泄不通,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开店的是几个南方人,又黑又瘦,比起那些摊贩,他们似乎更能掌握学生的喜好和流行趋势,学生喜欢什么他们就进什么货,种类齐全。孩子们玩什么都是一阵风,一种玩具流行个几天就换成另一种了,但这家小卖部的东西每次都能引领“潮流”。
在所有卖的东西中,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干这一行的小贩人数是最多的,韵文中学门口就有三家卖麻辣串的。生意都奇好,也不存在呛行或者竞争一说,他们都有固定的拥趸。愿吃菜的就去正对校门口那家,那家老板煮卷心菜煮的火候最好,软糯中还带着点儿脆劲儿。喜欢油皮儿的去南边那家,她家的油皮儿劲道。嗜辣的就找北头儿的,那辣椒油辣而不呛,香!仔细品还有种沁人心脾的甜味儿。那时候,J市里还没有出现现在这样架一口油锅,把串儿扔进去噼噼啪啪地炸的麻辣串,大多数都是一口小锅,把串在竹签子上的油皮儿、菜什么的一股脑儿扔进锅里煮,老板把锅盖盖上,不时又掀起来,用筷子搅和搅和,一会儿装个铁盘儿端着,一根根往前面的两个盛着酱料的铁盆里蘸,就得了,吃完数签子,一毛一串。卫生条件肯定是没法保证了,但想想现在一些黑作坊里制作出外表光鲜亮丽的食物,实则肮脏不堪的现实,那时候的老板简直是“业界良心”,把所有制作程序都摆上台面儿,脏也脏的光明磊落。
现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贬的快和废纸似的了。一块钱放到现在能买什么?顶多一个油酥烧饼,还不大,老板揉面的时候盘算着一个烧饼只能卖一块钱,都得心疼地把还没放进炉子里考的烧饼上再揪下二钱面。但在20年前,一块钱对于小学生来讲也不算寒碜了,不光不寒碜,还倍儿有面儿。那时候成分的钱随处可见,流通的挺好,小商店里卖长得和牙签儿似的“粘牙糖”也才一分钱一根儿。“无花果”、“咪咪”“唐僧肉”“咖啡糖”……用一块钱是绝对可以消费的起的,还能顺便请好朋友一起吃。
我和王俊站在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买麻辣串的推车旁边,给老板递过去那一块钱,“十个皮儿。”这是行话,常来吃的学生都把“油皮儿”简称为“皮儿”。我们俩吃的满嘴油脂麻花,最后用校服的袖口往嘴上一抹,“走,去我家玩儿会。”王俊说。
他家距离学校也很近,几间平房,有个院子。我家在学校北面,他家在学校南边,这一来一往,我们俩的家就隔了一千来米。我进了他的屋,他把小霸王红白机插到电视上,俩人玩起了超级玛丽,一人一条命。随着超级玛丽顶金币时发出的搞笑声音,我们也笑的前仰后合。我在他跳跃陷阱的时候故意撞他的手臂,让他不小心被乌龟咬,他就在我玩的时候在旁边施咒,“过不去,过不去,死了,死了……”一遍遍念叨着。
我见到了他的爸妈,看起来都很和气,他的爷爷奶奶在另一个屋里,我没看见。“晚上留我家吃饭”,王俊刚跳过一个陷阱,对我说。
我看了一眼表,已经六点多了,赶紧起身,“不了,我得回家了,我妈肯定满世界找我呢。”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果然不负众望,把我数落了一顿,然后叫我洗手吃饭。我把红领巾的事儿告诉了她,我说老师说了,下次拼音考试如果能进步并且课堂表现好的话,就把我们分到第二批进入少先队。
我妈听了一扬眉毛,“红领巾那东西就这么让你稀罕?”
“嗯,冯静都戴上了,可好看了。”
“那行,明天开始你得好好完成作业,我要是有空就给你辅导辅导拼音。”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感到周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那些个戴上了红领巾的同学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我身边走过。其次,就是学校门口安排了高年级的学生检查我们是否按要求佩戴了红领巾。
“你,好,过去。你,过来。”越到校门口,队伍前进的越慢,我们像古代排队等着进入城池的各类人群等待着守城士兵的盘查。
“你的红领巾呢?”轮到我时,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把我揪住了。
“老师还没给我戴呢。”我说。
“进去吧。”
之后的每一天,校门口都有执勤的学生,人每天都换,但我却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每次都得给不同的人解释:“老师还没给我戴呢,还没给我戴呢。”
为了我的红领巾,我妈确实兑现了诺言,开始给我辅导,她也就小学毕业的水平,但是讲的比曹花清楚多了,我的拼音成绩进步的很快很快。但曹花食言了,她并没有给我戴上红领巾,相反的还变本加厉,第三批戴上红领巾的同学整齐地站在了讲台上,里面却还是没有我。曹花向我投来了不屑的目光,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那样针对我,只能默默忍受着。
二年级时,校门口执勤的都开始怀疑我的话了。“同学,你的红领巾是不是丢了?你可以去学校教务处再买一条的。”
“老师还没给我戴呢。”
“不可能,你都二年级了。”
“老师还没给我戴呢。”
执勤的挺无奈,还是让我走了。
最后怎么戴上的红领巾,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二年级下学期,学校里在操场上安排了一场《小学生安全教育》的讲座,要求全体一年级以上的学生佩戴红领巾出席,否则扣分。曹花无奈地在下楼前把我叫到面前,从讲台的下面掏出一条脏兮兮的红领巾,说:“你先戴上吧,别拖班级后腿。你记住,这不是因为你配得上红领巾,活动结束后你要还给我。”
我没再还给她,她找我要,我撒了个谎说丢了,然后偷偷带回了家,让我妈洗干净,告诉她我终于戴上红领巾了。一开始,我不敢去学校招摇过市,只在家里戴上后照几下镜子。但渐渐地,曹花好像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就壮着胆子带着进了教室,没事儿。
门口执勤的都认识我了,“呦,戴上红领巾了?”他们问。
我咧着嘴冲他们笑,然后也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了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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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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